北大最重要的是培养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然而，这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反智思潮。知识分子本身也发出了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侮辱和边缘化的声音。理想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笑柄。被那些假高贵的东西伤害之后，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高贵的东西。所以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极大地满足和放大了自己身上的兽性。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潮流。

北大应该是抵制这种想法的中心，但它没有这样做，甚至更明确地迎合了这种趋势。

那时，我们很累。 1995年我上学的时候，光华管理学院成为学校最重要的院系。多么可笑的事情啊。北京大学缩减为以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为中心的学校。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北大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人文传统，但这些东西正在迅速被削弱。我认为知识精英放弃抵抗也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北大有代表知识精英的传统，但它放弃了抵抗，很快就放弃了。

钱立群先生

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传统是钱理群[1]带来的，他带来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的传统。钱老师身上有很多共产主义革命后知识分子的特点，加上鲁迅的特点，经验非常丰富。曾下放贵州，后又回到北大。他有这个社会经历过的很多痛苦和敏感。 ，继承了鲁迅，或者说鲁迅滋养了他。他还通过讲述鲁迅的故事滋养了很多人。他的课总是在一个有300人的教室里进行。不知道二老师还在不在。他精力充沛，声音洪亮。我想，在他讲的传统中，他不是靠讲，而是靠讲。这种思想传统对我影响很大。

还有一位历史老师，名叫罗欣[2]，应该还在历史系任教。他讲魏晋南北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在公共课上讲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讲的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我讲魏晋、竹林七贤、嵇康被害的时候，我说我的中国通史只讲到这一点，下节课我就换老师了。 ，因为中国历史此时已经变得很无趣了，我只关心有趣的部分。我现在办《东方史评论》杂志，都与他的潜移默化有关。

虽然潮流在变，但事实上，一切思想传承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只存在于书本里的。当时北大有很多80后的前辈，他们很能表达自己。课堂上，还是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老师在讲追求批判性。孔庆东是我的高中老师，我跟着他考上了北大。当然现在我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但是他当时给了我很多启发。他的团队想要捕捉什么？他们想要捕捉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五四运动的批判传统。虽然北大正在衰落，但我不相信传统会消失。它们可能是隐藏的、涓涓细流的，但有一天它会再次被揭露。

我觉得大学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个接受失败者的地方，一个播放悲伤的咖啡馆歌曲的地方。并不是这些人真的是loser，而是他们不愿意完全融入或者加入到最主流的价值观之中。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肯定是建立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之上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些价值观可能出现问题，变得无法操作，或者出现巨大的危机。这个时候的社会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多样化的生命形态肯定更加具有生命力，相互刺激。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多元化的价值观。

最终，个人和组织之间必须达到某种平衡。我相信，如果没有《纽约书评》和基金会，纽约那些强大的知识分子将很难维持。它们是一个生态系统。为什么中国这么难？因为生态系统还没有形成，大学没有提供主要的知识生产。他们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少有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无法接触到这些年轻人。大家最不需要做的就是投资商业组织，而商业组织缺乏耐心来滋养你，所以变得非常困难。所谓名气和个人品牌，并不是个人是什么样子，而是个人快速商业化的结果。因为毕竟知识和思想的产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目标不可能通过非常明确的方式来实现。

我创办善都书店，和北大有很大的关系。 1997年夏天，我们还在军训。大约17天的生活非常无聊。我们穿着军装回到学校，住在28楼。那时我发现了冯如松书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店。所有的书都是开放式的书架，你可以坐在地板上阅读。后来我在那里呆了很多天。

当时，哲学系教授王伟先生和他的朋友开了这家书店。当时我看不懂他卖的书，但觉得很有趣。他还会讲课，请不同的作家来，我就远远地听他们讲这些事情。这是我大学时代的一部分。当时我感叹，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像图书馆一样使用它。如果我长大后真的想做这样的事情，能够和他们一起出去玩，我想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到了2005年，我和同事集体辞职[3]，在圆明园附近找了一块地方，每人出资5万到10万元，开了一家单程街书店。然后我们就开始办沙龙，第一个是西川和北大的毕业生。事实上，这很简单。比如受到冯如松、城市之光[4]、斯特兰德[5]、莎士比亚书店[6]的影响，这些都是各个城市的文化中心。这些书店不仅仅是书店，它们都与相应的文化思维有关。例如，《城市之光》与“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关系。它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与整个旧金山的文化和文艺复兴精神有关，这种精神后来成为硅谷的文化。这是他们的固有关系。从海明威一代到现在，河岸街一直是战后纽约几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

我们对单向街的期待是，它能否跟随北京或者华人世界的新一批创作者——这个时代不仅仅是文字，可能是图像，可能是各个方面——用自己时代的风格。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时代，甚至创造出超越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举办很多文化沙龙，这是我们和其他书店最大的不同之处。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到了一些重要的影响。 《纽约书评》非常重要，《巴黎书评》非常重要，《新共和》非常重要。这些杂志都是非常知识分子的杂志，但是西方的这种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太相似。相同的。

坦白讲，包括北大在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狭隘的。文学教授只做文学，历史教授做历史，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写一些很无聊的东西文章。我喜欢西方的知识体系。他们不仅可以了解自己的传统，还可以对世界做出非常新的表述。他们写的文章也非常具有可读性、优美性和思想性。我们当时就想，应该有自己的杂志《单向街》，给新一代年轻创作者一个平台。其实一开始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好，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做，我们发现这本杂志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当我们2008年和2009年推出《单向街》时，中国还有类似的杂志，包括《书城》。随着我们这样做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与我们相似的人越来越少。这本杂志变得越来越可读。我们只发表长文，只发表对时代敏感的东西。目前的口号是“世界各地青年思想家的诞生地”。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将华语世界的作家和年轻作家联系起来，包括美国、欧洲、印度和非洲的作家和年轻作家。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文化确实已经成为许多地方的一部分，我们可能都是在社交媒体影响下长大的人，共同面临着类似的全球问题。

这也是试图打破中国知识中另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传统：我们过于执着于独立的中国问题，而对世界问题缺乏兴趣。如果你对世界问题缺乏兴趣，你就很难了解真正的中国问题。现在这本杂志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我们有自己的APP，自己的视频，自己的音频。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面探索世界精神的品牌。

我刚才所说的种种感叹，都是因为原有精英文化旗帜的自我解体、自我消失，与知识精英的自我更替有很大关系。但总体来说，我认为社会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对这类东西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19世纪工业革命后，当时的新媒体是报纸，英国知识分子感叹英国的堕落，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占领了社会。当时的批评者非常害怕民主和报纸的新道德所带来的民众革命，因此勒庞写下了《乌合之众》。

确实，在新技术到来之初，大多数印刷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知识分子希望人们看到的。中国也是如此。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大家都认为印刷术是用来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于是，大量印刷的就是《鸳鸯蝴蝶派》，这是当时“郭敬明”的作品，是最早的畅销书。事物。历史上都是这样，但过了这段时间，就会产生新的秩序。

20世纪50年代美国消费市场兴起后，你看当时最著名的评论家麦克唐纳，他当时写的散文集都是在批评美国畅销书的质量差。他认为好的阅读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知识经济和大众之间的冲突永远不会结束。它们应该一直存在并形成某种张力，就像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批评一样。

他们之前分享的所谓知识，就是过去垄断体制带来的余温。普通人怎么可能有序列号呢？普通人怎么可能有书号呢？这是只有垄断企业才有的东西。在垄断组织中，有些组织恰好有一群有思想的人，他们把这些组织变成了看起来更理想、更有思想的东西。但这些都没有经过社会的直接检验和检验。当然，我也相信，一个好的社会并不需要一切都由市场来检验。 BBC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是对的。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这样的东西。这些机构在2005年、2006年之后开始遇到新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是来自最高权威的压力，缩小了它们的空间，而且还有科技浪潮和商业浪潮对它们的冲击。但同时，新一批人散去后，他们又开始以这种方式重新与知青联系起来，颇有上山下乡的感觉。如果当时他们去了山野田野，看看朱学勤和周其仁的记忆，他们就是完美的东北人。大山，在河南的一个村庄的一个小社区里举办了读书会。 1978、1979年开始招生，大学开始恢复考试，80年代思想自由开始，这些读书群体的年轻人就出现了。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成为了知识青年的部落。在这巨大的浪潮中，知识体系被打破。如果你在大学里基本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你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者，你如何重新组织你的知识？技术为您提供了绝佳的新手段。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可以接触到广阔的知识网络，这些小的重组就可以发生。这种重组往往更加健康，更有内在的活力，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要优秀得多。前所未有的世界正在向你走来。那时我们要走向世界，而现在只需要使用VPN；那时候，我看一份《纽约时报》是那么困难，那么痛苦。当时我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去北大东门的一间平房。商贩神秘地出售了许多过期的《时代》杂志，我通过这些杂志了解了世界。

而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可以来找你，那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来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呢？相应的书籍将在所有图书馆提供。虽然和背后的训练有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属于外界。如果你无法抗拒，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锻炼自己。

我也确实看到了这种悲伤的现象。我环游世界，看到了新一代的国际学生，这真的让我感到惊讶。明明生活在纽约，但他们的整个生活世界就是淘宝、湖南卫视、优酷。他们在国内已经对这个世界非常熟悉了，到了国外，也都和所有的朋友在同一个圈子里。中国。虽然给了他们展示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但他却被封闭了。

你最重要的思维特征是什么？一切都同时到来。陈冠希丑闻和911事件同时摆在你的面前。它们都很重要。但过去我们看报纸时，第一页是最重要的。布局（顺序）肯定是一代又一代地编辑的。例如，社论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对世界和巴以冲突表达新的看法。然后第七页是娱乐新闻，第八页和第九页是体育，第六页是书评。就是这样的关系。而这些（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造成了你思维的混乱。

思维混乱是这一代人非常普遍的特征，而思维不善则是上一代人的特征。

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一起，你根本搞不清它和上一条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训练自己，非常努力地训练自己，用新的信息来激发你对过去传统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功利主义的现状如此反感，因为每个人都真的认为人就像机器一样。做了C之后，他们就会变成D——没有这样的事情。 C和D之间的距离可能不同，而且是曲折的，C也不会通向D。

好的教育不是让你追求某条道路，而是在某个适当的点、关键路径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特别害怕成为某种抽象的文学原则。我为什么不喜欢《十月》、《收获》这样的杂志，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圈子游戏，里面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高级。如果是长期熟练工人，也能写得一手好字。我们要打破这种行业战。并非所有教授都知识渊博。大多数教授没有受过教育，只知道教科书。我们寻求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之间一种新型的敏感性和理解。

人生的路每次都像走在边缘。你必须不断地判断并做出选择。你总是要面对无尽的评判。判断实际上是生活的核心。你接受这些教育做什么？让您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你可以想想，生活中有多少情况是你自己做出判断的。估计大部分都是不被别人评判的。判断力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文学的本质，也是艺术的本质。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更保守，也更激进。无论是凶猛还是温柔，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并且完成了相互制衡。有些年轻人因为渠道太少而特别凶。你要求一群没有表达渠道的人冷静下来，就像你要求实验二小学的孩子们都流鼻血的家长们冷静一样。你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 ？他应该更加激进，为儿童的个人权利而奋斗，因为他无法接触律师，也没有社交媒体呼吁。你让雷阳的妻子冷静一下。她怎么变得温柔了？

《财经》一直声称自己是体制内的，我也不反对，但它的本质是私人权力，私人权力并没有什么错。当然，它需要私人权力的改革者。但我认为这是双方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一些新的反应和联盟，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满清时期，无论是张之洞、李鸿章更重要，还是孙中山、梁启超更重要，都非常重要。我不认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有其自己的步骤。这一步通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想最让我心痛的可能就是不同势力已经失去了对话的能力。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结果出了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社会遇到的巨大困境之一就是所有体系之间的对话能力消失了。例如，江苏的家长对减少考试考生人数提出抗议。他们找到了教育主任。他们需要的是对话和解释，但出来的人是公安局长，对话就消失了。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与外界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也消失了。你在这里自我欣赏，而且是一种堕落的自我欣赏。不同学科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也消失了。

导演和编剧之间的对话消失了，所以电影和剧本特别糟糕，没有想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之间的对话消失了，艺术变得华丽起来。作家不愿意谈论不同的、新的行业，只能整天写自己在乡村、小镇的经历，感受不到新时代。如何重建不同领域的对话，尊重彼此的声音，并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

我相信一个好的诗人能够与农民对话，否则就没有白居易。而不同行业中最优秀的人也能找到彼此的相似之处，因为一切问题本质上都是思维方式问题、哲学问题。所以我认为你不必被周围的环境吓倒，你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当所有的信息摆在你面前时，你必须将其整理出来，无论是通过写作还是思考，并使其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话。

人体的营养是非常奇妙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一段记忆、某一次遭遇、某一次阅读、某一次谈话会被储存在你的记忆中，并在某个时刻对你产生影响。它应该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新维度。哪怕以后被迫被抛入更加残酷的现实，但经历过一段理想主义的时光也好。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瑞典作家梅特林克说过的一段话。我以前非常喜欢这段话。这是《一读》中读者非常典型的期待。这篇文章被称为“普通读者”。对于作家来说，理想的普通读者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些周日进城的农民，没有去小酒馆玩。他们跑到城市边缘，静静地看着日落。他们没有狂欢，也没有喝醉，而是在树下。我静静地读了几页。他们都是工匠和农民。 [7]

对于《单读》来说，这也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读物。

【推荐读书笔记】

[1]百度百科简介：钱立群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高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灵魂的探索》、《与鲁迅的邂逅》、《周作人传》、《论周作人》等。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精神的审视。钱立群一直关心教育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并致力于教育问题。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中的标志性人物。

[2] 罗欣，196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民族史。

[3]指2005年经济观察报徐志远等一批同事集体辞职。

[4] City Lights Booksellers & Publishers 位于旧金山哥伦布大道 261 号。它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店主是费林盖蒂（Ferlinghetti），他是“垮掉的一代”中为数不多的至今还活着的诗人之一。

[5] 斯特兰德书店是纽约最古老的书店。它由本杰明·巴斯于1927年创立，被称为“18英里书店”。这个标题源于多年前一位记者向弗莱德·巴斯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些书放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巴斯立即派员工实际测量，最终得出了18英里的答案。

[6] 莎士比亚书店位于巴黎圣母院左侧，隔塞纳河相望。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销售英文书籍。当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斯坦因等巴黎“迷惘的一代”都是书店老板西尔维娅·比奇的客人。

[7]原文是：周日不去旅馆喝醉，而是安静地呆在自家苹果树下读书的农夫；讨厌马场喧嚣而去观看贵族比赛或度过安静一天的农民下午的平民百姓，不上街唱低俗歌曲或哼着无聊曲子而是去的工人去田野里，或者在城墙上看日落，都是无名的、无意识的，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柴火投入。在人类的火海中。 ——梅特林克